第六章谋攻定局（47）理论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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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像一种无声的嘲讽。他知道进攻暂停了，知道又有几天的时间可以在这片泥水中苟延残喘，知道那些死去的同伴——陈果、张华锋、冯少成，以及无数他叫不出名字的人——的牺牲暂时没有了意义。但他没有悲伤，没有愤怒，只有一种深沉的、近乎麻木的疲惫，像一块被潮水反复冲刷的礁石，表面坚硬，内里空洞。
    雨又开始下了，从细密的雨丝变成瓢泼的暴雨，像天空在倾泻某种无法承受的悲伤。泥水从单兵坑的边缘涌入，水位缓慢而坚定地上升，从脚踝到小腿，再到膝盖。顾岩盛像一尊雕塑一样蹲坐着，任由泥水浸泡，任由雨水冲刷，任由思绪飘向某个遥远的地方，老宅子外的稻田和榕树，母亲做的汽锅鸡，父亲的店铺，还有那个从未谋面的、只在信中存在的未婚妻。那些画面像幻灯片一样在他眼前闪过，又被炮声和雨声撕碎，像从未存在过一样。
    在遮巴德的营房一个角落，亨特躺在一张用弹药箱拼凑的床上，浑身发抖，不知是因为疟疾的寒战还是愤怒的余波。他的汤姆逊***靠在床头，枪身上还沾着白天救工兵时溅上的泥水。他想起柏特诺那张红一阵白一阵的脸，想起自己拂袖而去时那种痛快的、却又空虚的感觉。他知道自己的话不会改变什么，知道柏特诺会继续犯同样的错误，知道更多的工兵、更多的劫掠者、更多的中国士兵会倒在密支那的泥潭中。但他必须说，必须做，必须在这种无尽的循环中保持某种底线，某种作为人的、而非机器的底线。这是他在瓜岛学到的，在布干维尔学到的，在库邙山学到的——战争可以扭曲一切，但不能扭曲最后的那一点人性，否则就与野兽无异。
    而在沙杜渣的指挥部里，史迪威收到了柏特诺的电报。他静静地读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像一尊石雕。然后他将电报放在一边，拿起玉米芯烟斗，却没有点燃，只是用拇指摩挲着那光滑的木质表面。他知道密支那的僵局在继续，知道他的“拖延“策略正在付出血的代价，知道柏特诺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只是另一个麦卡蒙。但他没有立即做出调整，因为时机尚未成熟，因为西通的胜利还需要巩固，因为蒋介石还没有低头，因为那个“秘密夺权“的计划还需要更多的筹码。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窗外那片被雨雾笼罩的孟拱河谷，那里的丛林在雨中呈现出一种深不见底的墨绿色，像一张巨大的、吞噬一切的嘴。
    密支那的雨夜在继续，像一首永不停歇的安魂曲，为所有活着的和死去的、自由的和囚禁的、胜利的和失败的灵魂，奏响着同一种悲伤的旋律。而在这片雨幕之下，中美联军的士兵正在战壕中瑟瑟发抖，日军士兵正在坑道中默默腐烂，像两群被命运驱使的蚂蚁，在这座异国的土地上，为了各自无法理解的理由，相互撕咬，直到最后一滴血流干。顾岩盛的单兵坑中的水位已经涨到膝盖，他仍然没有动，像一株扎根在泥水中的植物，等待着下一个黎明，等待着下一个命令，等待着那个或许永远不会到来的、战争的终结。
    另一边佛塔内，潮湿的空气像一块浸透了水的棉布，沉甸甸地压在每一个人的胸口。雨季的霉味从红砖缝隙中渗出，与香火残烬、煤油烟气以及布林德手边那杯早已凉透的咖啡酸涩味混在一起，形成一种令人窒息的、近乎凝固的氛围。佛塔穹顶上的壁画在昏暗中若隐若现，佛陀慈悲的面容被潮气侵蚀得斑驳模糊，仿佛连神明也在这人间的炼狱中低垂了眼帘，不忍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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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林德又犯头痛病了。
    这几天他一直在忙着协调B-29轰炸机群首次投入实战——电报、密电码、与加尔各答曼工区的往返通讯、与第20轰炸机总队的频率调试——那些银白色的巨型飞机像一群尚未驯服的钢铁巨兽，盘踞在他脑海的每一个角落，引擎的轰鸣声即使在梦中也挥之不去。他暂顾不上去观测东边的战事进展，密支那的炮火、稻田里的尸体、亨特愤怒的咆哮，此刻都被这更宏大的、更具历史意义的行动推到了意识的边缘。头痛欲裂时，他找来了一位随军的华侨老中医，在太阳穴和百会穴上扎了十几根银针。那些细长的银针在灯光下闪着微弱的光芒，随着他的呼吸微微颤动，像一头受伤的豪猪竖起的尖刺，让他原本就冷峻的面容更添了几分诡异。
    杨希真这会正趴在一张铺在竹榻上的万分之一大比例曼谷空照地图上。那张地图极大，几乎占据了半间佛塔，纸质厚实而脆硬，边缘因为反复翻阅而起毛，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等高线、河流、铁路线和用红蓝铅笔标注的军事符号。地图上的曼谷在雨季的云层下只是一个模糊的轮廓，但西部的北碧府却清晰可见——那里的山脉像一条条扭曲的蚯蚓，河流像银色的丝带，而那条细长的黑色铁路线则像一道伤疤，蜿蜒穿过丛林和峡谷，连接着暹罗湾和安达曼海。杨希真手里握着一支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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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谋攻定局（47）理论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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