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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问。
“修铁路的德国人，开矿的英国人，跑船的美国人——还有这些浪人。”戴佩望向远山，“老虎多了，羊要学会成群，学会长角。”
回程的马车上，戴佩说了实话：他在德国留过学，学的是铁路工程，也偷偷学了他们怎么组织、怎么抗争。回国后进了铁路局，是因为“离权力近些，看得清楚些”。
“泰先生，”他忽然郑重地说，“你那日的戒尺，不该打在自己手上。”
泰鸿看着窗外飞掠的田野。麦子正在抽穗，绿浪一层层涌向天边。
“戒律有两种。”他缓缓说，“一种对外，是规矩；一种对内，是修行。我那日守的是修行——不因外魔动嗔心。”顿了顿，“但你说得对，对外的规矩，该立得更明白些。”
七
从那以后，泰鸿的“戒”有了微妙变化。
他依然不沾酒肉，但会在祠堂偏厅设茶席，用蓬莱本地的野茶、山泉、粗瓷碗，招待各色人等。德国工程师来，他讲斗拱的榫卯结构；法国传教士来，他比较《道德经》与《福音书》里的“道”；连烟台海关的英国官员来，他也能用半生不熟的英语，解说屋脊兽的寓意。
戴佩每月仍来两次，但渐渐不带洋人了。他带来更多书报，更多消息：京张铁路通车了，汉阳铁厂出钢了，有个叫孙文的人在海外成立了“同盟会”。泰鸿听着，偶尔插一句“然后呢”，眼里有了不一样的光。
秋分那天，戴佩扛着一袋书来，汗湿重衫。泰鸿破例让厨房炒了两个鸡蛋——用茶籽油，撒一点点盐。戴佩吃得狼吞虎咽，抬头时眼眶有些红：“我娘以前也这样炒，说读书费脑子，要补。”
饭后，两人在祠堂后院修剪那盆枯梅。经过半年调理，主干竟抽出两根新枝，虽然细弱，但芽苞饱满。
“活了。”泰鸿指尖轻触嫩芽。
戴佩忽然说：“我要走了。铁路局调我去奉天，督修南满铁路支线。”
剪刀停在半空。许久，泰鸿“嗯”了一声。
“清微观的学堂，交给你了。”戴佩从怀里掏出一本名册、一串钥匙，“秦暮那孩子可信，账目也都清楚。”他笑了笑，“其实这半年，我每次来蓬莱，都是秦暮在打理。你见过的，他很稳当。”
泰鸿接过钥匙，铜的，还带着体温。“什么时候动身？”
“后天一早的船。”戴佩站起身，拍拍长衫下摆的土，“对了，那盆梅——等开了花，寄片花瓣给我。”
他没说地址，泰鸿也没问。
八
戴佩走后第三日，泰鸿去了清微观。
秦暮正在教最小的孩子认字。青石板上用木炭写着“人”“山”“水”，少年嗓音清朗：“人字一撇一捺，互相支撑才站得稳。”
泰鸿在门外听了许久。等课散了，他走进去，对秦暮说：“再加一门课，教教孩子们，咱们祠堂里那些匾额、对联都写的什么，什么意思。”
少年眼睛亮了：“是！”
深秋时，铁路修到了崂山北麓。爆破声隐约传来，祠堂窗纸簌簌震动。泰鸿正在重抄家规，笔尖一顿，墨迹在宣纸上洇开一小团乌云。
他换了张纸，重新起笔。这次写的却不是旧条文，而是三则新训：
“一训：守常而知变，循古不泥古。
二训：修身以立人，立人以济世。
三训：戒律非枷锁，乃心中明月。”
写罢，他让福伯将这三条裱了，挂在书房西墙。正对那盆枯梅。
腊月里，烟台商会又发请柬，说是年终酬宾。泰鸿去了，依然一袭素衫。席间有人提起戴佩，说他在奉天“很得洋人赏识”，也有人神秘地说“怕不是简单人物”。
泰鸿静静吃着一道香菇烧豆腐。杨会长过来敬酒，见他以茶代酒，也不勉强，只叹道：“泰少爷是真稳得住。这年月，多少人家祖产都守不住，您倒把祠堂守成了蓬莱一景。”
“不是守，”泰鸿放下茶杯，“是开着门，让人看明白这里有什么，值得留。”
九
转过年来，是宣统元年。
正月十五，祠堂照例开放给乡民祈福。秦暮带着清微观的几个大孩子来帮忙，维持秩序，解说典故。少年们穿着整洁的灰布短褂，言谈举止有度，引来不少夸赞。
傍晚人散，泰鸿留他们吃饭。大厨房做了素馅元宵，芝麻核桃馅的，用红糖桂花煮。孩子们吃得香甜，秦暮却有些心不在焉。
“有事？”泰鸿问。
少年从怀里掏出一封信，没有署名，只盖了个模糊的梅花印。“前天有人塞到观里的，说交给您。”
信很短，只有两行字：
“奉天已落雪，三尺深。
梅花开否？”
泰鸿将信纸凑到灯下，在梅花印旁看见极淡的铅笔痕迹，是一串数字：204.118.37。他盯着看了很久，忽然起身走到书柜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