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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浩明。”
“我知道你。北大来的嘛，镇上都在传。”李小军笑了笑，“我是去年考来的，江城农大毕业的。你是北大，我是农大，差一个字，差远了。”
“都是农字头的。”陆浩明也笑了。
李小军压低声音：“你住哪儿？”
“三楼，以前那个仓库。”
“我也住三楼，隔壁。咱俩是邻居。”李小军说，“晚上要是无聊，来找我，我有几本小说，可以借你看。”
“好。”
他们一边吃饭一边聊。李小军是北江市下面一个县的人，考了两年才考上选调生，分到平川镇农技站。他比陆浩明早来一年，对镇上的情况已经摸得很熟了。
“平川镇穷，但也不是没有好处。”李小军说，“节奏慢，压力小，空气好。你要是想养老，这里是个好地方。”
“你不想养老吧？”
“我当然不想。我才二十六。”李小军苦笑，“但没办法，考不上别的。先待着吧，等有机会再考走。”
“你也想考走？”
“谁不想？”李小军压低声音，“你看镇上有几个年轻人？我、你、还有计生办的小王、水利站的小赵，就我们四个三十岁以下的。其他人都想着怎么调走。去年走了三个，今年上半年又走了一个。”
陆浩明沉默了。
“你别灰心。”李小军拍了拍他的肩膀，“你是北大来的，跟我们不一样。你肯定待不久，很快就会调走的。”
陆浩明想说“我没想调走”，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现在说这些，没人会信。只有干出成绩来，别人才会信。
下午，陆浩明开始整理资料室。
他先把铁皮柜里的文件全部搬出来，按类别分好。党委文件一堆，政府文件一堆，人事档案一堆，会议记录一堆。然后他找来纸箱，在箱子上贴上标签，把文件分类装进去。
这是一个大工程。文件太多了，有的已经发黄发脆，轻轻一碰就掉渣。有的被老鼠咬过，缺了一角。有的被水泡过，字迹模糊。
陆浩明一摞一摞地翻，一页一页地看。
他看到了一份1985年的《平川镇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手写的，钢笔字迹工整。规划里写着：到1990年，全镇工农业总产值翻一番，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五百元。
他翻到1990年的统计报表。当年全镇农民人均纯收入——三百二十元。
没有达标。
他又看到了一份1995年的《关于申请将平川镇列为省级贫困镇的报告》。报告里详细列举了平川镇的贫困状况：人均耕地不足一亩，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单一，农民增收困难……
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份报告里的很多问题，依然存在。
陆浩明把这些文件按照年份排列，从1980年代到2020年代，整整四十年的历史，浓缩在几个纸箱里。
他拿起一本1998年的会议记录，翻开。记录的是那年的防汛工作会议，字迹潦草，有些地方看不懂。但他注意到一个细节——会议的最后一页，有一行小字，写的是：
“散会时已经晚上十点了。外面下着大雨，清江河的水涨到了警戒线。孙德明副镇长说，今晚他带人去巡堤。”
孙德明。那是二十六年前的孙德明，那时候他还是副镇长。
陆浩明把会议记录放回箱子，继续整理。
他找到了一份2003年的干部花名册。那一年，平川镇在编干部五十一人，平均年龄三十八岁，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的有十二人。
二十年后的今天，在编干部四十三人，平均年龄四十六岁，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的五人。
队伍在老化，学历在下降，人数在减少。
这就是平川镇二十年的变化。
陆浩明合上花名册，坐在资料室的地上，看着满地的纸箱。
他忽然觉得，这些泛黄的文件和卷宗，不只是历史。它们是平川镇的病历。每一份文件都是一次诊断，每一次规划都是一次开方。但病没治好，方子换了又换。
他想，如果要让平川好起来，他得先读懂这些病历。
下午五点，王德厚来资料室找他。
“小陆，你还在整理？今天第一天，别太累。”
“没事，王主任。我想把这些档案整理完，以后查资料方便。”
王德厚看着满地的纸箱，摇了摇头。
“你是第一个愿意整理这些东西的人。”他说，“以前也有人想整理，但翻了两天就烦了。你能坚持多久？”
“不知道。先干着看。”
王德厚没再说什么，转身走了。
陆浩明继续整理。他把最后一批文件装进纸箱，在箱子上写好标签，然后站起来，活动了一下酸痛的腰。
窗外，夕阳已经落山了。远处的山变成了深蓝色，天边还剩最后一抹橘红色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