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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田第一次踏上华夏的土地时，是三十四岁。
登陆那天是八月，魔都湿热的空气裹着硝烟和腐臭扑面而来。
码头边堆着还没清理的尸体，苍蝇嗡嗡地飞，远处炮声隆隆。
山田攥紧手中的公文包，跟上大部队走进了宪兵队大楼。
同僚们说他是“书呆子文书”，总是一个人闷头干活，不喝酒也不去找慰安所。
其实山田只是害怕。
他见过喝醉的士兵砸碎酒瓶割破自己的手腕，见过从慰安所回来的伍长整夜噩梦尖叫。
战争把人都变成了野兽。
他在魔都住了将近六年，六年里，他没有回过一次樱花。
其实他攒下了不少休假份额，只是担心回到长崎见过妻子待不了几天又要离开，短暂的团聚之后只能带来更深的空虚。
所以他给妻子写信，把那些残酷的事情都过滤掉，只写些日常琐事。
比如魔都总是下雨，隔壁仓库的猫生了四只小猫，新的军装很难看之类。
妻子回信的信纸总是皱巴巴的，邮戳模糊不清，显然在路上辗转了很久。
“后院的柿子树今年结了很多果子，我做成柿饼寄了一部分给邻居。”
“已经开始下雪了，今年的土豆收成不好，但我会努力的。”
“配给制度越来越严格了，每次排队领米要站两个小时。”
信末她总是画一朵小花，有时候是樱花，有时候是桔梗，画得最多的是紫云英。
山田把这些信按日期叠好，用橡皮筋扎起来，塞在公文箱的夹层里。
箱子的密码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
山田总是在收到信的晚上失眠，想起家乡的风。
风是有形状的，它们吹过麦田掀起的金色的波浪，掠过白桦林时发出沙沙的声响。
他平时不怎么戴自己的婚戒，因为戴在手上时常看到的话，会让他更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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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的春天，山田的妻子去世了。
积雪刚刚化尽，原野上冒出新绿。
山田坐在回老家的火车上，双眼已经流不出泪水，只能木然地看着窗外。
越往北雪越厚，车窗上结了冰花，他用手指焐开一小块玻璃，看见外面的世界只剩黑白两色。
村子比他离开时更破败了，十几户人家，屋顶上的茅草稀稀拉拉，好几间屋子空着，主人不是战死了就是迁走了。
山田家的老屋还在，但屋顶塌了一角。他推开门，里面空荡荡的，只有一只被老鼠啃坏的木箱和一张歪腿的桌子。
他放下行李，在门槛上坐了很久。
外面天已经黑了，北风从屋顶的破洞里灌进来，呜呜地响。
那晚他没有吃东西，裹着从魔都带回来的一条毯子，靠在墙角睡了一夜。
梦里他回了长崎，站在那棵柿子树下，妻子从屋里走出来，手里端着一碗热汤，笑着对他说：“你回来了，快喝吧。”
他伸手去接，碗却碎了，热汤洒了一地，妻子忽然变成白骨，空洞的眼眶望着他。
山田惊醒过来，浑身冷汗，天还没亮。
开春之后，山田开始整理农田，但他很快发现，种田并不比在魔都轻松多少。
樱花政府在1940年颁布了“农地调整法”，要求每户农户必须完成指定的粮食增产指标。
山田家只有两町步的薄地，土质偏砂，不蓄水，种水稻产量很低。
（一町步约为9917.36平方米，相当于一个边长约99.6米的正方形，一户农家耕种三到五町步的土地是较为常见的规模）
但村公所不管这些，派下来的任务是年产糙米五石，外加马铃薯、大豆各若干。
“五石？”山田拿着通知单找到村长，“我家这地，风调雨顺也就三石出头。”
村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农，脸上沟壑纵横，抽着烟袋锅子叹气：“山田啊，这是上头的命令，我也没办法。
完不成的话，燃料配给要扣，化肥票要扣，连酱油票都要扣。
你刚回来不清楚，去年村西头木村家差了两斗，冬天差点没熬过去。”
山田攥着那张纸回到家里，站在院子里看了看西面那块石头多的杂木林。
土壤倒是黑的，应该有肥力。他咬了咬牙，开始劈树根、搬石块，一个人一把镐，从清晨干到太阳落山。
到秋天的时候，他总算辟出了半町步新地，粮食勉强凑够了五石。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一个人犁地、播种、收割、吃饭。
他总是在桌子对面摆一副空碗筷，对着空气说一声“我开动了”，然后慢慢吃完。
有时候干完活回家推开门，会下意识想喊一句“我回来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
屋里没有人能回答他，只有灰尘在夕阳的光柱里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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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