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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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高宗上(第1/2页)
    一
    光武跳身河北，仅有渔阳一旅，而平定天下者，收群盗之用也，故有铜马帝之号焉。宗汝霖之守东京以抗女直，用此术也。考之史册，光武所受群盗之降，几二千万。王莽之季，盗虽起，亦不应如彼其多。
    盖降而或复叛，归于他盗，已而复降，至于三四，以有此数。不然，则建武之初，斥土未广，何所得粟以饲此众邪？宗汝霖所收王善等之众二百余万，其聚而有此众者，亦非尽剽悍贸死之壮夫也。
    徽宗之世，河北之盗已兴。迨及靖康，女直破汴京而不有，张邦昌僭大号而不尸，高宗远处淮左而不能令。郡邑无吏，吏无法。游奕之虏骑，往来蹂践，民莫能自保其命。豪强者聚众砦处，而农人无可耕之土，市肆无可居之廛，则相率依之，而据太行之麓，以延旦夕之命。
    室无终岁之计。瓮无宿舂之粮，鸟兽聚而飞虫游，勿问强弱，合而有此数也。闻汝霖受留守之命，依以自活，为之美名曰“忠义“以抚之，抑岂诚为忠义者哉？故汝霖之用之也，欲其急也。
    光武之用群盗，唯知此也。故用之以转战，而不用之以固守。来者受之，去者不追，迨其有可归农之日，则自散归其田里。是以天下既定，此千余万者，不知其何往。用之以转战，而不用之以固守者，乘其方新之气也。来者受之，去者不追，可不重劳吾河内、宛、雒之民，竭赀力以养之也。
    汝霖之在当日，盖东京尚有积粟，可支二百万人一二岁之食，过此而固不能矣。是以汝霖自受命守京，迄于病卒者仅一年，而迫于有为，屡请高宗归汴，以大举渡河，知其乍用而可因粮于敌，不可久处而变生于内也。
    奸邪中沮，志不遂而郁邑以陨命。渡河之呼，岂徒恸大计之不成，抑且虑此二百余万人非一汴之所能留也。汝霖卒，而复散为盗，流入江、湘、闽、粤，转掠数千里，不待女直之至，而江南早已糜烂。非韩、岳亟起而收之，宋必亡矣。
    无食不可以有兵，无士不可以得食，不进不可以有土。(得)[待]食足而兴兵者，处全盛之宇，捍一方之寇，如赵充国之策羌是也。不可以用乌合之众，撄方张之虏，保已破之国，审矣。
    念吾之且必穷，知众之不久聚，忧内之必生变，更无余法以处此，唯速用其方新之气而已。急用而捷，所杀者敌也。急进而不利，所杀者盗也。鼓之舞之，使无倒戈内向者，则存乎主帅之恩威。
    夫此二百余万之盗，固皆有山砦可为退处之穴；而收吾简练之禁旅，进可为之援，退亦不恣其反噬。然此要非久留聚处，耗吾刍粟，扰吾农人，以生其狎侮之所能胜。是则汪、黄内蛊，高宗中馁，旷日迁延，迟回汴土，即令汝霖不没，而事亦渐难矣。
    群盗之流入内地者，韩、岳竭力以芟夷之，歼杀过半，弱者抑散而佣食于四方，然后收其仅存之可用者以为吾用。非尽此食葚之鸮，可帅之以所向无前也。故汝霖亦知独力任此之不足也，亟请高宗返驾京阙以弹压群桀，且可辇输东南之粟帛，调发入援之兵卒，而为可继之图。
    若孤恃汝霖之志义，而无刘裕匡复之(盛)[威]望以詟群雄，抑无郭子仪朔方之部曲以立根本，仰给不赀，徒贻怨玩，刘越石之困于段匹磾者，其前鉴也。上无君，内无相，始而盛者渐以衰，悲愤中来，坐视其败，虽欲不悒悒以自陨天年，其可得乎？
    故谓汝霖不死，凭恃此众可席卷燕、云者，非能知汝霖茹荼之苦心也。驭之必有其权，养之必有其具，然后此二百余万乌合之旅，可收其利而不逢其害。
    非光武之聪明神武，而欲驯扰不轨之徒，以与虎狼争生死，岂易言哉！岂易言哉！
    二
    高宗之畏女直也，窜身而不耻，屈膝而无惭，直不可谓有生人之气矣。乃考其言动，察其志趣，固非周赧、晋惠之比也。何以如是其馁也？
    李纲之言，非不知信也；宗泽之忠，非不知任也；韩世忠、岳飞之功，非不知赏也；吴敏、李棁、耿南仲、李邦彦主和以误钦宗之罪，非不知贬也。而忘亲释怨，包羞丧节，乃至陈东、欧阳澈拂众怒而骈诛于市，视李纲如仇仇，以释女直之恨。
    是岂汪、黄二竖子之能取必于高宗哉？且高宗亦终见其奸而斥之矣。抑主张屈辱者，非但汪、黄也。张浚、赵鼎力主战者，而首施两端，前却无定，抑不敢昌言和议之非。则自李纲、宗泽而外，能不以避寇求和为必不可者，一二冗散敢言之士而止。以时势度之，于斯时也，诚有旦夕不保之势，迟回葸畏，固有不足深责者焉。
    苟非汉光武之识量，足以屡败而不挠，则外竞者中必枵，况其不足以竞者乎？高宗为质于虏廷，熏灼于剽悍凶疾之气，俯身自顾，固非其敌。已而追帝者，滨海而至明州，追隆祐太后者，薄岭而至皂口，去之不速，则相胥为俘而已。君不自保，臣不能保其君，震慑无聊，中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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