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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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神宗上(第1/2页)
    一
    言有大而无实，无实者，不祥之言也。明主知之，知其拓落而以是相震，则一闻其说，而屏退之唯恐不速。唯智小而图大，志陋而欲饰其短者，乐引取之，以钳天下之口，而遂其非。不然，望而知其为妄人，岂难辨哉？
    王安石之入对，首以大言震神宗。帝曰：“唐太宗何如？“则对曰：“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又曰：“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皋、夔、稷、契，彼魏征、诸葛亮者，何足道哉？“呜呼！使安石以此对飏于尧、舜之廷，则靖言庸违之诛，膺之久矣。
    抑诚为尧、舜，则安石固气沮舌噤而不敢以此对也。夫使尧、舜而生汉、唐之后邪，则有称孔明治蜀、贞观开唐之政于前者，尧、舜固且揖而进之，以毕其说，不鄙为不足道而遽斥之。何以知其然也？
    舜于耕稼陶渔之日，得一善，则沛然从之。岂耕稼陶渔之侣，所言善言，所行善行，能轶太宗、葛、魏之上乎？大其心以函天下者，不见天下之小；藏于密以察天下者，不见天下之疏。方步而言趋，方趋而言走，方走而言飞；步趋[走]犹相近也，飞则固非可欲而得者矣。
    故学者之言学，治者之言治，奉尧、舜以为镇压人心之标的；我察其情，与缁黄之流推高其祖以树宗风者无以异。韩愈氏之言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相续不断以至于孟子。愈果灼见其所传者何道邪？抑仅高举之以夸其所从来邪？愈以俗儒之词章，安石以申、商之名法，无不可曰尧、舜在是，吾甚为言尧言舜者危也。
    夫尧、舜之学，与尧、舜之治，同条而共贯者也。安石亦知之乎？尧、舜之治，尧、舜之道为之；尧、舜之道，尧、舜之德为之。二典具存，孔、孟之所称述者不一，定以何者为尧、舜之治法哉？命岳牧，放四凶，敬郊禋，觐群后，皆百王之常法。
    唯以允恭克让之心，致其精一以行之，遂与天同其巍荡。故尧曰“无名“。舜曰“无为“。非无可名，而不为其为也。求一名以为独至之美，求一为以为一成之侀，不可得也。今夫唐太宗之于尧、舜，其相去之远，夫人而信之矣。而非出号令、颁科条之大有异也。
    藉令尧、舜而举唐太宗所行之善政，允矣其为尧、舜。抑令唐太宗而仿尧、舜所行之成迹，允矣其仅为唐太宗而止。则法尧、舜者之不以法法，明矣。德协于一，载于王心，人皆可为尧、舜者，此也。
    道贞乎胜，有其天纲，汤、武不师尧、舜之已迹，无所传而先后一揆者，此也。法依乎道之所宜；宜之与不宜，因乎德之所慎。舍道与德而言法，韩愈之所云“传“，王安石之所云“至简、至易、至要“者，此也。
    皋、夔、稷、契以其恭让之心事尧、舜，上畏天命，下畏民碞。匹夫匹妇有一善，而不敢骄以所不屑，唐、虞之所以时雍也。顾乃取前人经营图度之苦心以拨乱扶危者，而凌躐之，枵然曰：“尧、舜之道至易，而无难旦夕致也。“商鞅之以胁秦孝公者，亦尝用此术矣。小人而无忌惮，夫亦何所不可哉？
    扬尧、舜以震其君，而诱之以易；揭尧、舜以震廷臣，而示之以不可攻。言愈高者(趋)[志]愈下，情愈虚者气愈骄。言及此，而韩、富、司马诸公亦且末如之何矣！
    曹丕曰“吾舜、禹也“，则舜、禹矣。源休曰“吾萧何也“，则萧何矣。奸人非妄不足以利其奸，妄人非奸无因而生其妄。妄人兴而不祥之祸延于天下，一言而已蔽其生平矣。奚待其溃堤决岸，而始知其不可遏哉？
    二
    君子之道，有必不为，无必为。小人之道，有必为，无必不为。执此以察其所守，观其所行，而君子小人之大辨昭矣。必不为者，断之自我，求诸己者也。虽或诱之，而为之者，必其不能自固而躬冒其为焉。
    不然，荧我者虽众，弗能驱我于丛棘之中也。必为者，强物从我，求诸人者也。为之虽我，而天下无独成之事，必物之从而后所为以成，非假权势以迫人之应，则锐于欲为，势沮而中止，未有可必于成也。
    以此思之，居心之邪正，制行之得失，及物之利害，其枢机在求人求己之闲，而君子小人相背以驰，明矣。
    夫君子亦有所必为者矣，子之事父也，臣之事君也，进之必以礼也，得之必以义也。然君子之事父，不敢任孝，而祈免乎不孝；事君不敢任忠，而祈免乎不忠。
    进以礼者，但无非礼之进，而非必进；得以义者，但无非义之得，而非必得。则抑但有所必不为，而无必为者矣。况乎任人家国之政，以听万民之治。
    古今之变迁不一，九州之风土不齐，人情之好恶不同，君民之疑信不定。读一先生之言，暮夜得之，鸡鸣不安枕而揣度之，一旦执政柄而遽欲行之，从我者爱而加之膝，违我者怒而坠诸渊，以迫胁天下而期收功于旦夕；察其中怀，岂无故而以一人犯兆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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