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谋攻定局（61）地图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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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谋攻定局（61）地图将军(第1/2页)
    这次史迪威在密支那总共待了四天。
    四天里，他像一台被强行启动的老旧发动机，继续在泥泞和雨水中超负荷运转。到各战地了解情况听取更多意见。
    他踩着没过脚踝的泥水，走过88团的射击场阵地前沿，那里还残留着B-29轰炸后的焦黑弹坑，空气中弥漫着硝磺和尸臭混合的刺鼻气味。他蹲在战壕里，与中国士兵一起吃压缩饼干，听他们用他听不懂的中国方言咒骂这该死的天气和更该死的敌人；他爬进劫掠者的掩体，看着亨特用铅笔在地图上勾画日军的地下坑道网络，那些线条像迷宫一样复杂，让史迪威想起小时候在农场看到的蚁穴剖面图；他甚至去了野战医院，在雨棚下站了十分钟，看着护士们用盐水清洗伤员的溃烂伤口，听着那些压抑不住的**和惨叫，一言不发，只是摘下了钢盔，任由雨水打在他稀疏的灰白头发上。
    战事不顺能理解，毕竟雨季、疾病、日军的顽固、补给的中断，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困难，像一道道天然的屏障，阻挡着联军的每一步推进。真正让他生气的是，柏特诺居然从来没有去到前线走访过！
    史迪威在视察的第二天就发现，这位前线总指挥对前线的认知，全部来自那张铺在弹药箱上的地图，以及美方联络官带回来的、经过层层过滤的报告。那些联络官大多是年轻的中尉，坐在吉普车里匆匆往返于指挥所和前线之间，带回的不是血与火的真相，而是经过粉饰的、安全的数字。
    柏特诺则解释说他以为长官要他一直留在总部——“史迪威将军，我以为您的意思是要我坐镇指挥，统筹全局，所以……“他的声音在史迪威如探照灯一般聚焦但又冰冷的注视下越来越小，像一根被戳破的气球，最后只剩下嗫嚅。所以一切指挥行动都是依据美方联络官回来报告的、不那么确实的情况来制定——那些“不那么确实“的情况，将日军的地下坑道描述为“已被摧毁“，将泥泞的道路描述为“可以通行“，将疲惫不堪的部队描述为“士气尚可“。柏特诺坐在指挥所的地图前，用红蓝铅笔勾画着进攻箭头，像一位在棋盘上移动棋子的玩家，却从不去看棋盘上真实的血肉。
    史迪威大失所望。那种失望不是愤怒，而是一种更深沉的、近乎冰冷的悲哀，像一位父亲发现自己寄予厚望的儿子原来是个懦夫。像柏特诺这样的无脑指挥能有效才怪——没有前线的嗅觉，没有士兵的体感，没有对死亡和泥泞的直观认知，所有的“指挥“都不过是纸上谈兵，是隔着玻璃观察火灾，是戴着白手套解剖尸体。被中国人甚至自己人抵制不足为奇——胡素的愤怒、亨特的蔑视、潘裕昆的沉默，这一切都有了解释。便对指挥体系又做了调整。虽然清楚柏特诺问题更多，他决定再给老部下一次机会，那种“再给一次机会“不是仁慈，而是政治上的权衡，是在没有找到合适的替代者之前的权宜之计。
    把胡素明升为新1军副军长，解除其兵权避免再跟柏特诺闹矛盾——那道命令像一把温柔的刀，表面是晋升，实质是架空。胡素接到命令时，那张清癯的脸瞬间变得惨白，像一张被漂洗过度的纸。他站在史迪威面前，嘴唇翕动着，想说什么，最终却只是敬了一个军礼，转身离去。他的背影在雨幕中显得瘦削而孤独，像一位被剥夺了战场的将军。让孙立人把新38师副师长唐守治调来接替指挥新30师——唐守治是个四十来岁的湖南人，黄埔五期毕业，以稳健和果断著称，是孙立人麾下的得力干将。史迪威希望他的到来，能给陷入困境的中北阵地带来一些新的气象。
    原本他还打算继续在密支那待下去，看看如何对付日本人牢固的防御工事。那些地下坑道、那些钢铁堡垒、那些像老鼠一样顽强的日军，像一根根刺，扎在他的战略版图上，让他寝食难安。他甚至在脑海中勾勒出一个计划：调来更多的工兵，采用坑道对坑道的战术，用*****和炸药包一寸一寸地啃下日军的阵地。但中国战区传来横山勇已攻陷长沙的急电打乱他安排。那封电报是在凌晨三点送达的，通信兵的脚步声在佛塔的走廊上急促地回响，像催命的鼓点。史迪威从行军床上坐起，接过电报，借着马灯昏黄的光亮阅读。他的脸在灯光下呈现出一种灰败的色泽，像一尊被风化了的石雕。
    这第四次长沙之战简直是河南战事的翻版，豫中会战的惨败还历历在目，三十七个师在日军装甲部队的闪电突击下土崩瓦解，像沙堡被潮水冲垮。过去三次在长沙都没讨到便宜吃过大亏的日本人，竟只用四天时间就轻易破城。四天，史迪威盯着那个数字，感到一阵眩晕。
    第一次长沙会战打了近一个月，第二次打了半个月，第三次也打了近一周，而这一次，仅仅四天。长沙守军敷衍抵抗很快便弃城逃跑——不是战略转移，不是有序撤退，而是溃败，是望风而逃，是将整座城市和城中数十万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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