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烽火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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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一排排木箱码得整整齐齐，贴着“波尔多原装“的标签。那些酒即将被运往广州、厦门、上海，卖给那些追捧洋货的富商和官员，一瓶酒的价格，抵得上一个中国农户半年的收入。
    张振勋想，战争期间，法国葡萄酒大量倾销到中国沿海的通商口岸，法国人用他们的酒来换我们的银子，一船酒过来，几船银子回去。这桩买卖，我们亏得厉害。法国人用炮舰开了中国的门，又用他们的酒来灌中国的喉咙——这口气，他咽不下去。
    他忽然又想起很多年前，刚到巴达维亚的时候，有一次他帮一个英国商人搬货，累了一天，对方赏了他半杯喝剩的葡萄酒。那是他第一次喝葡萄酒，又酸又涩，他皱着眉咽下去，心里想：“洋人喝的这是什么玩意儿？“
    可后来他喝得多了，慢慢喝出了门道。他发现葡萄酒这东西有个好处——它跟气候、跟风土、跟种葡萄的人的手艺息息相关。同样的葡萄，种在波尔多和种在巴达维亚，味道就完全不一样。这东西，骨子里是“土地的产物“。
    而中国，最不缺的就是土地。
    他站在码头上，忽然想起了什么，快步走回办公室，翻出一本前些年在英属印度买来的旧书——是一本关于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的英文手册，当时翻了几页就搁下了，因为觉得“跟自己的生意没关系“。可此刻他重新翻开那本书，找到关于葡萄种植和酿造工艺的部分，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有些专业术语他不太熟，就翻字典查，查不到的就圈出来留着。窗外的天已经黑了，他点起油灯，继续读。灯花爆了一下，他把灯罩拢了拢，重新低下头去。
    书页上有一幅插图，画的是法国的葡萄园，一排排的葡萄架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向阳的山坡上。张振勋看着那幅画，忽然想起自己在苏门答腊的种植园。那里的土壤、气候、阳光，跟法国的葡萄园比起来，到底差在哪里？为什么法国人能酿出好酒，而中国没有？
    他把这个问题放在心里，像放一颗还没发芽的种子。他不知道这颗种子将来会不会长大，他只是觉得，一个人活到四十四岁，该为自己、为这片土地留下点什么东西了。钱是留不住的，地也是留不住的。能留下来的，只有那些能让人记住名字的东西——一座桥、一条路、一个学堂，或者一瓶酒。
    最后，看到扉页上写着的一句话：
    “好酒生于好土。每一瓶葡萄酒里，都装着一片风土。“
    他合上书，把它放在枕边。然后他熄了灯，躺下来，听着窗外的海风一声一声地吹过屋檐。南洋的夜色覆盖着整座巴达维亚城，也覆盖着几千海里之外的那个正在从战火中慢慢爬起来的国家。
    他闭上眼睛。黑暗中，那本葡萄酒译著的封面在他脑海里浮现了一下，然后沉了下去，像一粒被水流带走的种子，落进了看不见的地方。
    那年秋天，张振勋去了一个地方——槟城郊外，一位英国退休农学家开的葡萄园。
    葡萄园不大，不到十亩，种着从欧洲引进的几个品种。农学家叫白韦利，六十多岁了，满头白发，在新加坡一带种了二十年的试验田，想找出哪些欧洲葡萄品种能适应东南亚的热带气候。他见了张振勋很高兴，领着他一排一排地看葡萄藤，絮絮叨叨地说着“这个品种怕雨““那个品种怕热““要在山坡上种““排水很重要“。
    张振勋听着，在一个本子上记了很多。记到后来，他忽然问了一句：“白韦利先生，你说——如果把同样品种的葡萄藤，种到中国的土地去，如河北、山东那一带，会怎么样？“
    白韦利想了想，推了推眼镜，慢悠悠地说：“理论上，中国北方的气候更接近欧洲大陆，四季分明，冬天冷，夏天热，昼夜温差大——这样的条件，葡萄反而更容易长得好。我在南洋种了二十年，最大的问题就是冬天不够冷，葡萄藤没法'休息'。你如果去中国北方种，说不定比在这儿种得好。“
    张振勋合上本子，站在葡萄园的田埂上，朝北望了一眼。北方是海，海的尽头是他三十年前离开的那个国家，是他刚捐了十八万两银子却依然挨了打的朝廷，是左秉隆在信里写的“病根太深“的地方。
    可他心里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很轻，像一颗葡萄在藤上被风吹得微微晃了晃。
    他低头看了看手里的本子，上面密密麻麻记着葡萄的品种、土壤的要求、酿造的温度。他不懂这些，可他明白一件事——法国人能拿葡萄酒来搬中国的银子，那中国人为什么不能自己种葡萄、酿自己的酒？种在山东、河北、山西，种在那片既有冬天又有夏天的、四季分明的、让葡萄藤能好好“睡一觉“的土地上。
    他回到巴达维亚之后，开始留意一切跟葡萄种植有关的书报。他托人从法国、德国、英国买了十几本葡萄酒酿造的专著，又让老汤去打听有没有懂葡萄酒的华人技师。老汤问他要做什么，他只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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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烽火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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