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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宫旧档房送来三匣收件簿。
萧煜让蒋照将“按中宫遗意办理”的旧批示放在左案，内库新规放在中案，东宫临收回执放在右案。
三张纸之间隔着两尺。
“先查编号。”萧煜道。
裴文正翻开收件簿，逐页核对。
“景泰三十四年以前，东宫收件按年、月、日编正式号。二月之后，多出临收号。编号格式由内库传来，东宫没有留批示。”
宋远站在案边：“临收只是旧收件号的补充，不能说明制度有错。”
“临收谁定的？”萧煜问。
“内库依中宫遗意办理。”
“东宫同意了？”
宋远翻开旧批示，指着八个字：“按中宫遗意办理。”
萧煜没看他，转向蒋照。
“旧批示单独编号。内库新规单独编号。东宫临收回执单独编号。”
蒋照问：“旧批示与新规需要互相引用吗？”
“可以注明时间相近，不许并成一道授权。批示没写收件制度，谁也不能替它添上。”
裴文正把东宫簿册转过来。
“临收制度没有东宫正式批示。旧档只记内库来文，文书房照例抄录。”
宋远道：“既有抄录，便是东宫默认。”
“抄录说明纸到过文书房。”萧煜抬手点住收件簿，“没有回执，不能证明东宫接了令，更不能证明孤本人收了册。”
宋远看着三案之间的空处。
“殿下把收件一事拆成这么多步，若每一项都缺人，旧档岂不全成废纸？”
“缺了哪一项，查哪一项。拿废纸当结论，省事的是你。”
宋远抿紧嘴唇。
温迟取来候选供给册交接单和一张临时回执。两纸并排放在灯下，编号栏都写着甲七。
蒋照核过数字：“编号相同。”
“先核纸。”萧煜道。
温迟以细铜针量过纸边，又核对纸帘纹路。
“同一批桑皮纸。候选册交接单上的甲七先写，临时回执上的编号后补。两处墨色接近，笔迹不同。”
“回执经手人呢？”萧煜问。
温迟转过纸面。
经手人一栏只剩一道细长刮痕，旁边压着半枚临收横印。
“刮痕从上往下，刀刃窄，切口齐。内库常用这种薄刃修除写错的名栏。”
宋远问：“能证明刘清源动过手吗？”
“不能。”温迟答，“只能说明刮除方式符合内库用刀，不能据此认定是谁执刀。”
萧煜道：“照验认结果写。刘清源暂不落名。”
蒋照将两张纸分装证袋，在封面各写一行。
宋远扫过袋面：“同一个甲七，连经手人也被刮掉。若不追刘清源，难道等他回来自己认？”
“追他，也查别的人。证据指到谁，卷宗就问谁。”
裴文正从第二匣抽出一册值房名录。
“这里有一名负责临收编号的文书官，景泰三十四年二月初八当值。”
萧煜接过名录。
“姓名。”
“顾平。”
“当日职务？”
“东宫文书房录事，负责登记临收号、抄写回执。”
“后来去了哪里？”
裴文正翻到三日后的调令。
“景泰三十四年二月十一，内库借调。”
“借调多久？”
“未注明。”
“谁批准？”
裴文正检查调令末尾：“批示栏空白，只有内库收文印。”
宋远开口：“借调文书官是常事，不能据此说他改过回执。”
“没人这么说。”萧煜把名录推给蒋照，“先记他当值、三日后借调内库。参与改写签收栏，尚无证据。”
蒋照抄完，问道：“要列涉案人吗？”
“列查证人。不得定性。”
“顾平有无后续任职记录？”萧煜问。
裴文正翻遍名录，最后停在一张薄页上。
“内库借调期满，未见返东宫记录。户籍档只写离京省亲，后来没有销籍文书。”
萧煜看向温迟。
“临收号由谁分配？”
“东宫文书房掌簿官核号，录事填纸。若号码先在内库定好，掌簿官应在号册留痕。”
“号册在哪？”
裴文正取出第三匣末尾一卷。景泰三十四年二月的编号页被整齐揭走，只留两枚断开的装订孔。
温迟量过纸孔。
“页子是在装订前抽走的。孔缘没有撕裂，揭页人熟悉这卷册。”
“东宫抽页，还是内库抽页？”蒋照问。
“纸孔只能说明它被拆过，不能确认谁拆。”
萧煜点头：“编号簿缺页另案查。”
宋远叹道：“眼下有同号回执，有内库借调，有被抽走的号册。所有路都通向内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