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五五章大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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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一群文人士子传阅。起初还有人不信——“阮籍都死了多久了，怎么可能还在金谷园里写文章？怕是有人装神弄鬼吧。”但当孙义把抄本摊在桌上，指着开篇“世之所谓大人先生者，吾知之矣”那一段念出来时，酒肆里渐渐安静了。
    等念到“以酒蒙眼，假装世间无泪；以狂塞耳，假装窗外无哭”时，整个酒肆鸦雀无声，连端酒的伙计都站在灶台旁忘了上菜。一个素来仰慕阮籍的年轻士子听到此处忽然把酒杯往桌上重重一顿，眼眶泛红，说了句“阮公这是把自己的心剜出来给我们看”，便起身走到窗边，背对着所有人，肩膀轻轻耸动了好一会儿。
    第二天一早，杜子明带着他亲自校对过的抄本出现在太学门口。他在洛阳文坛虽然不算顶尖人物，但他是出了名的严谨，从不传谣，从不夸大。
    他当着太学数十名师生的面，把自己的抄本和石柱原文一字一句地对照朗读。读到批判段时，人群中有人低头有人皱眉有人面露不屑；读到自省段时，那些低头的人重新抬起了头，那些皱眉的人把眉头舒展开来，那些面露不屑的人脸上的轻蔑也在不知不觉中换成了沉默。读到“人人皆可为大人先生”那段时，太学门口已经围了不下百人，连路过的挑夫都放下担子在人群外面伸着脖子听。
    读到“率真自然”四个字时，杜子明老泪纵横，声音哽咽得几乎读不下去，最后还是旁边一个年轻学生帮他读完了最后一句“后人若问阮籍何以为阮籍，且看此石”。
    半个月之内，这篇文章被传抄了不知多少遍。太学的学生们把它当成课业之外的必读文章，争相传抄，洛阳纸贵；清谈圈里的名士们起初还有几分不以为然，觉得一个死了百年的狂生写的文章能有什么了不起，但等他们真正读了之后，大部分人沉默了——不是无话可说，而是阮籍说的每一个字都恰好戳在了他们的痛处，偏偏又骂得那么真诚，让人想反驳都找不到抓手。
    尤其是有几个从前在清谈会上和阮籍对过阵的老名士，读了之后一言不发地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好几天，出来的时候整个人都像是老了十岁。就连一向以正统自居的洛阳王氏残余势力，虽然对文章中批判士族虚伪的部分极为不满，却也不得不承认这篇文章“文采斐然，气韵生动，有建安风骨之余响”，只是在私下里加了一句“可惜终是狂生之言”——说这话的人声音很轻，底气也不太足，似乎连他自己都知道这句话站不住脚。
    士林震动了。这震动不是地震那种地动山摇的震，而是更细微、更持久的震——像是有人在平静的湖面上投下了一颗石子，涟漪一圈一圈地扩散开去，越扩越远，越扩越深。那些读了阮籍文章的名士们，有的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言行，有的开始尝试走出书斋去接触真正的民间疾苦，还有几个年轻气盛的太学生甚至在清谈会上公开质问那些老前辈：“阮公说他论了半辈子有无之辨却不知米价几何，请问先生，今天的米价是多少？”问得那些老前辈们哑口无言，有个脾气大的老名士当场拂袖而去，但更多的人是沉默了很久之后，轻轻地说了句“老夫也不记得了”。
    谢道蕴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是六月初了。
    文章被白清从洛阳带回邺城——白清在洛阳有几个范阳卢氏的旧交，他们知道白清和陆悬鱼走得近，也知道陆悬鱼和阮籍有过一段特殊的交情，便特意誊了一份最好的抄本托白清转交。白清回到邺城那天正好下雨，他把抄本用油布包了好几层，塞在怀里，一路小跑回到永宁坊，连自己的住处都没回，先去了谢道蕴租住的小院。
    谢道蕴正坐在老槐树下看账本。新商法的试行条款已经写到了第三稿，她每天都要对着密密麻麻的数字和条款反复推敲，常常一看就是一整天。白清推门进来时她抬起头，一眼就看到了他怀里那个油布包。“什么东西这么金贵，还要用油布包着？”白清没说话，只是把油布包放在石桌上，小心翼翼地揭开油布，将那份誊写得工工整整的抄本推到她面前。
    谢道蕴放下账本，拿起抄本，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她读得很慢，比看账本时慢了十倍不止。读到“不知家中米缸已空，佃农鬻子以偿租”时，她的手指微微收紧，指尖按在纸面上，指节微微发白。读到“以酒蒙眼，假装世间无泪”时，她轻声重复了一遍这句话，声音轻得只有她自己能听见，尾音带着一丝极细微的颤抖。
    读到“不逃不避，方是真生”时，她将抄本放下，仰头望了望老槐树的树冠，沉默了很久。读到文末“人人皆可为大人先生，不必峨冠博带，不必麈尾清谈”那段时，她忽然想起当年在洛阳金谷园清谈会上第一次见到阮籍时的情形——彼时阮籍弹完一曲《酒狂》，满座皆醉，唯独她在那醉意深处听出了一股说不出的悲凉。
    她在清谈会后私下问阮籍，先生为何总是弹这一曲，阮籍醉眼朦胧地看了她一眼，答非所问地说了一句“小姑娘，有些曲子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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