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5章整饬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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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建三年（128年），朝堂之上有忠直之臣为被贬谪的宦官十九侯进言。司徒朱伥素来秉持公道，深知孙程等十九侯于帝王有拥立大功，彼时因朝堂直谏而遭放逐，实属罚过其罪，于是毅然上表进谏汉顺帝，疏中直言：“昔日元帝登基，全赖孙程等十九侯舍身助力、倾力拥戴，若无此辈，陛下恐难登大宝，此乃不世之大功，当铭刻于心。今陛下却忘却其匡扶社稷的大功德，只因些许小过失便将其革职放逐，远徙边荒。彼等皆为前朝旧臣，年事有高，若在放逐途中因风霜劳苦遭遇不测，客死他乡，天下人必会非议陛下，陛下将蒙受诛杀功臣的千古讥讽，于帝王声名、于朝堂人心，皆为不利。”朱伥的奏疏言辞恳切，句句切中要害，既述功绩，又明利害。刘保阅后，反复思量，深知司徒所言属实，自己此前因一时震怒贬谪十九侯，确有不妥，于是欣然采纳了朱伥的建议，下旨将远徙边疆的孙程等十九侯悉数召回京师洛阳，虽未即刻恢复其全部官职，却也让其得以重返故土，稍慰功臣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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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光流转，至阳嘉二年（133年），宦官干政的潜在风险仍未根除，朝中贤臣李固心系社稷，见宦官虽屡受惩戒，却仍身居近侍之位，权势未被彻底约束，于是向汉顺帝上疏进谏，提出整饬宦臣的具体方略。李固在疏中直言，当罢退恃权妄为的宦官，削去其过重的权势，精简宦官官制：将身侧的中常侍一职裁剪至仅留两人，且务必选用正直有德、心怀忠谨的宦官担任，常侍帝王左右，掌传诏命；将小黄门一职裁剪至五人，择取有才智谋略、性情娴静文雅者充任，在殿中侍奉帝王日常，杜绝无德无才之辈混迹近侍，把持宫闱。刘保本就对宦官擅权心存警惕，见李固的建议切中时弊、条理清晰，便大多予以采纳，随即下诏精简宦官官制，重新遴选近侍宦官。一众中常侍见帝王采纳贤臣之议，革除旧制，又深知自身此前多有过失，皆惶恐不已，纷纷向刘保磕头认罪，恳请恕罪。经此一番整饬，宫中宦臣皆谨言慎行，朝中官员亦不敢再随意攀附，朝堂风气为之一清，史称“朝廷肃然”。
    其实早在李固上疏之前，刘保便已察觉到中朝之臣结党营私的弊端，为防权贵依仗戚势、把持仕途，他曾专门下诏，禁止侍中、尚书等中朝重臣的子弟通过举荐成为官吏，亦不得被察举为孝廉，从根源上杜绝此类官员利用职权，请托州郡、安插亲信、结党营私的行为，以保证选官制度的公正，维护朝堂吏治的清明。及至采纳李固的建议后，刘保更进一步，将这一禁令的范围扩大至宦官群体，再次下旨明令：中常侍等宦官的子弟，同样不得入朝为官，亦不得被地方察举为孝廉。这一举措，将对权贵子弟的仕途限制，延伸至了此前从未被严格约束的宦官群体，意义深远。
    要知东汉光武帝刘秀开国之初，便定下了不让宦官参与朝政的基本方针，这份治国理念，基本被其后的汉明帝、汉章帝一脉继承，却始终未形成明确的法制条文，多为帝王的主观规制。而汉顺帝刘保，则将这份传承已久的治国方针，以诏书的形式固定下来，使之法制化、制度化，成为不可随意逾越的朝堂规制。自此，“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势”“中官子弟不得为牧人职”的规定，逐渐成为汉家王朝的旧典成法，被后世遵循。这一制度，不仅在当时有效约束了宦官势力的扩张，更为日后汉桓帝时期，士大夫集团奋起打击擅权宦官的行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与制度支撑。
    永和二年（137年），曾备受刘保恩宠的乳母山阳君宋娥，终究未能守住本心，因牵涉“构奸诬罔”之罪，被人揭发。宋娥仗着自己是帝王乳母，又有拥立之功，平日多有骄纵之举，此番竟暗中构陷他人、捏造虚妄之词，妄图陷害忠良、谋取私利，其罪状查实后，刘保痛心之余，亦坚守法度，毫不徇私，当即下旨收回宋娥的山阳君印绶，削去其爵位，将其放逐至民间田舍，令其远离宫闱，永不得返。而宦官李刚等九位封侯的宦臣，因与宋娥交往过密，相互勾结、收受贿赂，成为宋娥的党羽，亦受到牵连，刘保下令将此九侯尽数逐出京师洛阳，遣返回各自的封地，同时削减其封地四分之一的租税，以示惩戒，再次向朝野表明，无论身份高低、是否有功，但凡触犯国法、结党乱纲，皆会受到严厉惩处。
    永和四年（139年），宫中宦官乱政的风波再起，中常侍张逵、蘧政二人，见大将军梁商深得帝王信任，执掌朝政，又与曹腾、孟贲等宦官交好，心中心生妒意，又妄图夺取朝政大权，于是暗中勾结石光、傅福、杜永等一众宦官，合谋设计诬陷梁商，连同与梁商交好的曹腾、孟贲等人，一并诬告其意图谋反，欲借帝王之手，除去梁商与曹腾、孟贲等眼中钉，进而把持朝局。这份诬告的奏疏呈递至刘保面前，却并未如张逵等人所愿，刘保素来深知梁商的忠谨，亦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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