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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具有价值”的，那么，合同就应该继续履行，不必解除或终止。
虽然这些礼服暂时对顾客没有用，但是，这些礼服仍然是可以在平时穿的（并非设计成非节庆日穿不可的奢华样式或者是穿不出去的土样式），并且，如果双方父母恢复了他们的婚约，或者以后有其他人举办婚礼，这些礼服仍然是可以穿的。
另外，按照“要约-承诺”的理论，裁缝店已经作出了“依赖”（
elia
ce）的行为，即，依赖对方为这五十套礼服付款，而加班加点并且另外雇佣了几个徒弟，这种行为仍然是属于信赖损害（det
ime
tal
elia
ce）。他们付出的努力，应当得到补偿/赔偿。
严肃不愿意将这些不诚信、赖账的人进行诋毁。而且，这种生意上的恩恩怨怨，是很常见的。
我们在DNA里面就存在着一个先天的缺陷，虽然这看起来与我们的直觉相反——对善的冷漠、不追求，对恶的不敏感。
我们天生对恶没有强烈的负疚感，对行善天生的迟钝。
如果我们被放到恶人的位置、场合、时机，我们是很有可能跟他们有一样的行为。
把一个已经不能转的微波炉，卖给了一个收废品的人，这在绝大多数的人眼里是一个“小恶”，对一个我们恨恶的人，心里面把他/她杀了千百次，这对很多人来说根本算不上“恶”。
我们的心中常常有着这样的、隐隐的恶的冲动，而且还对作恶有着某种得意忘形的快感。
但是，这个收废品的人回去之后，有可能遭到他的妻子的嘲笑，让他们之间的感情裂缝更恶化，或者在回来和你理论的路上遭到电动车的撞击而必须去医院，花了几百或几千，你就知道，微不足道的“恶”的后果可能如何。
我们大多数时候预见不到恶的结果，或者只预见到恶的抽象结果而预见不到恶的具体结果，而我们的内心对这种恶没有足够的警惕、足够的敏感。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道德律，需要他人对我们进行道德的训诫、法律的约束。
而如果法律不存在了，那么道德律只会对“君子”有用，对坏人无用。
所以，严肃一致秉持着法律超越一切，也应该超越一切的理念。
对于这个顾客，他认为，就应该惩罚他的恶意。
在合同法中，只要是存在恶意（比如欺诈），就应该加大惩罚的力度，要求其赔偿间接损失（至少是部分间接损失）、惩罚性的损害赔偿金。
严肃接了这两个案件之后，突然某一天又遇到了谢廖夫。二人进行了一番长谈。
第三节“宰白鹅”案件的审理；严肃和谢廖沙的畅谈
在严肃处理妥当两个合同法案件之后，龟县令有意让他署理瑷珲司法事务，但是按朝廷规矩，虽然典史是“不入流”的官吏，但是需要经过吏部铨选，由皇帝签批才能任命。所以龟县令只可暂时让他以代理典史之名，行典史责任之实。为了避免他在江东和瑷珲城之间疲于奔波，在瑷珲城里给他物色了一间干净朴素的住处，房租由县衙支付。由此，严肃蜕变为“公家的人”。他不再是孤勇者，他有一群有相投的志趣、甚至可以听他调遣驱使的一个集体。一个音符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在其他音符的映衬和烘托之下，这个音符变得适得其所、优美动听、富有节律。
在瑷珲郊区发生了一起持枪杀人案。衙门的审问结果是，一个男子因为自己家里的田被一个富商侵占，遂在该富商在瑷珲县内的卡伦山游猎的时候躲在一个山洞里面欲以一杆连珠火铳行凶，但是因为他射击准头差了一些，连发的几枪均未命中，而是击中了他身旁采蘑菇的一个乡民。乡民无辜遭难，伤重不治而死。证据确凿，且该男子供认不讳。
严肃在接手这个案件的时候，也没有贸然就对案件审问结果提出质疑。属下尽职了，就不要给脸色打板子。也许严肃属于那种和颜悦色的领导类型。但是，严肃有严肃的原则。因贪赃而扭曲司法裁判或者不恪尽职守、对自己的分内之事虚与委蛇，都是严肃绝对不可容忍的。
但是当严肃第一次在台前看到这个“嫌疑犯”时，不禁吃了一惊。这个“嫌疑犯”居然是一个十二三岁模样安静、身体孱弱、眼神怯懦躲闪的小男孩，也没有那种杀人泄愤的凶手那种坚决的、得偿所愿的神情。
严肃心里知道手下人没有完全说实话。这很可能是一个冤案。
在清朝，流行有钱有势的人在犯事之后花钱找无业流民或者贫困家庭的孩子代替他们受刑甚至是受死的行为。这种寻找替罪羊的行为称为“宰白鹅”。这种司法流弊，据说惊动了道光皇帝，但是他身为皇帝，却无法彻底消除。据说道光皇帝因为宰白鹅乱象几乎被气死了，而慈禧太后因为河南镇平县的一起宰白鹅案件雷霆震怒，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