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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冒英奴张罗了一帮手下的帮闲，给那个衙役送了一个“人情”。
严肃在受袭时没有多想，反而是回到大车店之后，越想越咽不下这口气。就像一个时间已经很久的伤口，最近才揭开，才让他知道疼痛一样。他是外地人，他是无权无势的人——这两点，足以让他们觉得伤害他不会有任何后果一样。
冒家不在江东，而是在离县城不远的一个小山村。由于父母是地主，多有资产和门道，冒英奴稍通文墨，也足以够得着县衙的权力枢纽。冒家和瑷珲原来的县官交往甚密。凭着冒英奴的天资，是无法考得上功名的，所以他也很乐意在衙门某一个差事。他也是奔着典史这个官职去的。
新县令的到来坏了他们的好事。他们编织的权力网络、各种卖好投机，都变得没有意义。
冒英奴也是一个好逸恶劳的花花公子。由于家里多有财资，加上天性使然，他个性倔傲，飞扬跋扈。家里的田地，从来看不到他躬耕的身影，但是，始终对新奇的事物有着永不褪灭的兴致，在担任衙役之前，始终跟一些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混在一起。
如果把他放到清末明初，他可能是一个“革命党人”；如果把他放到20世纪八十年代，他可能是那些穿着喇叭裤、肩上扛着录音机的时尚青年中的一个。
虽然不能称之为“放浪形骸”，但是，冒英奴是那种看不起诚实劳动，总想异想天开、轻松“发达致富”的人。
严肃始终相信，从小就没有接受到充分的品德教育的人，是危险的。
“小恶”不除，必然损“大善”。
恶在一个人心中占据的空间，必然要驱逐善在一个中心所占据的空间。
不论多小的“恶”，对应的必然是在他心中的“善”的逐步泯灭。
换句话说，自大和自私的毛病，和一个人成年之后杀人越货之间，似乎互相没有瓜葛，但是，如果详细考察，也必然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
严肃则不然，严肃属于和任何阶层的人都能融洽相处的人。也不是高高在上，让他的同理心泛滥，而是确实设身处地地从这些劳动者的角度思考问题的。
强者接近弱者，比弱者接近强者要更容易。
所以，严肃更加觉得有必要融入这片黑土地，要知道他们所想的是什么，有什么样的诉求和希望。
东北的冬捕有的时候持续到3月份。这种规模和气氛极似农村大集的活动，常常吸引无数群众围观。
第二节初识胜诉滋味，旧县令留下的司法黑暗烂摊子
李玉红和那个他介绍的“客户”周让仙，一个月里有好几趟往大车店跑，探听他们的案子的进展。这种通常县令只是在二堂三堂而非正堂进行“堂审”的小案子，无非是县令召集个把两个师爷和胥吏一袋烟就能当庭判决的事情。不过这种小案子突然在严肃心里变得分量沉重起来。无关乎“仕途”，无关乎个人名誉、好处，而是一旦接手了这些案件，他忽然有了个人厉害与之攸关的感觉。看似很烂的网络游戏，也会深陷其中，因为你已经被分配了角色。李和周的频繁催促，也让他心中过意不去。他是一个欠着别人人情或者别人央求他办什么事都很放在心上的人，不愿亏欠别人。
严肃一面想起李和周急切的面庞，一面又张罗着再跑一趟瑷珲。案件虽小，但是苦主近似哀求的神态，让他不好受。愁苦、穷困，在他们仅仅是青年和中年的脸上雕刻了道道印痕，似乎比家境宽舒的人们脸上下手更狠、更为频繁。穷困和走投无路导致的忧愁，不如说是一种生理反应，不是开着旁人的劝慰和鼓励就能解脱的。
严肃又来到了瑷珲。
这一次，出于龟县令的关照，他们的案子在两三天内就开始了审理。严肃往返于大车店和瑷珲城，安排李玉红和他的“前夫”以及周让仙和李地主应诉。
审理过程极为简单。作为案件审理的依据，清朝律法本应该扮演主角，但是却少见他们提起。在他们审理过程中，第一，少有物证；第二，天理人情儒家礼法是“主场”，清朝律例是“客场”。
天理是能上台面的大道理、社会之伦理；人情无非是不便明说，但是待人接物、善待他人的道理。
严肃因为他的民间身份，不被允许作为辩护人或者苦主代理人身份听审，仅作为旁听人员参加听审。
在李玉红一案中，县令对严肃提出的、针对两匹马如何分配采纳“便利一方生计”原则非常的首肯。虽然看出龟县令貌似把这个点子的功劳归为己有，但是严肃还是心底里暗暗地高兴。
这个原则的取胜，看似毫无悬念，也不是什么重大的战果。但是了解清朝关于婚姻法律的人都知道，“妻”在人格上是附属于“夫”的，“夫”有权休妻，而妻子只能在称为寡妇之后才能再婚。在财产上，也是丈夫独掌财政大权，所以，这个“胜诉”让严肃倍加振奋。
在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