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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破浪(第1/2页)
一九九七年二月下旬，上海的冬天还在作最后的挣扎。
陈河生坐在火车上，靠着窗，看着外面的平原。天灰蒙蒙的，云压得很低，像一块脏兮兮的棉絮。田里的麦苗刚返青，稀稀拉拉的，绿得不精神。沟渠里的水结了冰，薄薄的一层，灰白色的，像一条僵硬的蛇。他从洛阳上车，已经坐了十几个小时。硬座车厢里挤满了人，过道里站着、蹲着、躺着的都有，空气里混着各种味道——汗味、烟味、泡面味、脚臭味，浓得化不开。但他已经习惯了。四年了，每年两趟，从上海到洛阳，从洛阳到上海。这条线，他闭着眼睛都能走。
对面坐着一个年轻人，跟他差不多大，穿着一件皮夹克，头发梳得油亮，手里拿着一台随身听，耳机塞在耳朵里，身体随着音乐轻轻摇晃。他偶尔摘下耳机，跟旁边的人说几句话，说的是一口广东腔的普通话。他在上海做生意，卖电子产品，说是从深圳进的货，拿到上海卖，一台能赚好几百。河生听着，觉得这个世界变化真快。他还在学校里读书，人家已经开始做生意赚钱了。但他不羡慕。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他不是做生意的料，他是造船的料。
火车过了南京，天亮了。太阳从云缝里挤出来，照在江面上，灰绿色的江水闪着光，像一匹抖开的绸缎。江面上有船，拖轮、货船、驳船，一艘接一艘，突突突地开着。河生看着那些船，心里忽然涌起一种亲切感。船，就是他这辈子要做的东西。不管是大船小船，货船军舰，都是他的命。
到上海的时候是上午九点。他背着旅行袋走出火车站，天已经大亮了。空气里有一股潮湿的冷，钻进脖子里，凉飕飕的。他缩了缩脖子，加快脚步，走到公交车站。15路车来了，他挤上去，站在车厢里，一只手抓着吊环，一只手护着旅行袋。车窗外的街景慢慢往后退——南京路、外滩、十六铺、徐家汇。他看了四年了，每一栋楼、每一棵树、每一盏灯，他都认识。但他还是喜欢看。看那些高楼，看那些车流，看那些人。这些人，这些楼，这些车，都是这个时代的一部分。他也是这个时代的一部分。
到了学校，他走进校门。梧桐树还是光秃秃的，但枝条上已经鼓起了芽苞，小小的，嫩绿的，像一个个小疙瘩，憋着劲儿要往外钻。草坪上有了绿色，枯黄的草下面，新草冒出来了，细细的，软软的，像婴儿的头发。他走过图书馆，走过教学楼，走过操场，到了七号楼。楼道里很安静，脚步声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回响。
推开宿舍门，里面空无一人。床铺都空着，光秃秃的床板上落了一层灰。窗户关着，屋里闷得慌，有一股霉味。他把旅行袋放在自己的铺位上，打开窗户。风吹进来，带着操场上的青草味，还有远处食堂的饭菜味。他深深地吸了一口，觉得肺里都是春天的味道。
他开始打扫卫生。扫地、擦桌子、擦床板、拖地。他把赵磊的、刘建国的、张伟的、陈志远的桌子都擦了一遍。然后去水房打了一桶水，把地板拖了两遍。忙了一个多小时，宿舍里干净了，窗明几净的，阳光照进来，亮堂堂的。他坐在自己的铺位上，从旅行袋里掏出母亲给准备的东西：一袋干枣、一袋花生、一瓶辣椒酱、一双新布鞋、一件新棉袄。棉袄是蓝色的，卡其布面，里面絮了新棉花，厚厚的，软软的。他摸了摸，觉得母亲的手指还在上面——那一针一线，都是母亲的手艺。
他把干枣和花生放在桌上，把辣椒酱放在窗台上，把棉袄叠好放在床头，把布鞋放在床底下。然后掏出那个日记本，翻开，在第一页写了几行字：
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三日，返校。上海，阴。
寒假回家，见了妈、哥、嫂子、陈冉。见了林雨燕。她很好。她妈给我做了红烧肉，很好吃。哥的腿好了，又在工地上干活。陈冉会背诗了，背了“床前明月光”，背得很熟。妈老了，头发全白了。她说，让我别挂念她，好好学习。
这学期，我要保持第一。我要把课程设计做完，交一个最好的报告。我要入党。
他合上本子，放在枕头底下。铜铃、书签、照片、钢笔都在。他摸了摸，一样不少。照片有两张了——一张是林雨燕的黑白证件照，边角都磨毛了；一张是彩色照片，她在银杏树下笑的，金黄的叶子落在她肩膀上。他把两张照片并排放在一起，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小心地放回去。
后面的几天，室友们陆续回来了。
刘建国是第一个到的。他推门进来的时候，河生正坐在床上看书。刘建国背着一个大编织袋，跟往年一样，脸被风吹得通红，耳朵上长着冻疮，裂了口子，结了血痂。他把编织袋往地上一放，从里面掏出红薯、花生、核桃、柿子醋、柿饼，还有一样新东西——一袋山楂干，红红的，酸酸的，闻着就流口水。
“我妈晒的。她说，开胃的。你学习累，多吃点。”
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