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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还在。这个人在。那些她以为已经沉入时间深处的碎片，被他一块一块地捞了起来，擦干净，放在她面前。
“走吧。”林微言忽然站起来，把书抱在怀里。
“去哪儿？”
“潘家园。”她看了一眼窗外，阳光正在慢慢转成金色，“现在还不到四点，应该赶得上。”
沈砚舟没有问她为什么突然要去潘家园。他只是拿起外套，跟在她身后，就像当年跟在她身后走过那条摆满了旧书摊的长街一样。那时候他们还不是恋人，只是两个在图书馆同一张桌上自习的、互相偷看对方的年轻人。她走在前面，他走在后面，中间隔着一步的距离。她停下来看一本书，他就停下来看别的东西；她蹲下来翻一个摊子的旧画册，他就站在旁边帮她挡着来往的人流；她回头看了一眼那本《花间集》，他就数了她回头的次数。
七年了。她回头的次数，他还在数。
从大学到潘家园有七站地铁。车厢里人不算多，两个人并排坐着，林微言抱着那本《花间集》，书脊抵着下巴。地铁在隧道里穿行，车窗外的灯光一闪一闪地掠过书页，把那些泛黄的纸张照得明明灭灭。
“沈砚舟。”
“嗯？”
“你那天在食堂等了多久？”
沈砚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到熄灯。”
“食堂十点熄灯。”
“嗯。”
“你从几点开始等的？”
“六点。”他说这两个字的时候，声音很平，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给你发了第一条短信，你说‘马上到’。等了半个小时，发了第二条，你没回。等到八点，打了第一个电话，关机。后来就坐在那儿了，反正也没别的地方去。食堂阿姨收桌子的时候看了我好几眼，以为我是来蹭座位的。”
林微言把怀里的书抱紧了一点。四个小时。他在食堂里坐了一整个晚上，面前放着一本包好的书，对面坐着一个空位。食堂里的人来了又走，灯光从暖黄变成冷白，桌上的饭菜从热气腾腾变成冰凉，而他就坐在那儿，等一个不会来的人。他知道她可能不会来了——可能，但还是等了。
“你那天的饭菜，一口没吃？”
“吃了。八点半的时候肚子饿了，就把你的那份也吃了。”沈砚舟说，“红烧排骨，两份都是。”
林微言笑了。不是因为他吃了她的排骨，而是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人。他会坐在食堂里等你四个小时，但他不会饿着自己，他会在八点半的时候把你那份也吃掉，然后继续等。他的深情从不凄惨，从不自虐，从不把自己的付出变成别人的负担。他只是安安静静地等着，一边等你，一边好好吃自己的饭。这样的人，错过了，真的会后悔一辈子。
地铁到站了。潘家园旧货市场还是一如既往地热闹，周末的下午，人流如织。卖旧书的摊子比七年前少了些，多了些卖古玩和手工艺品的摊位。林微言走进那条熟悉的窄巷，脚步不自觉地放慢了。巷子两旁的旧书摊一个挨着一个，书脊在午后的阳光下闪烁着不同的颜色。空气里弥漫着旧纸张、灰尘和墨汁混合的味道，这种味道对别人来说也许只是“旧东西的味道”，但对她来说，是回家的味道。
她凭着记忆找到了那个角落。七年前摆着卖《花间集》的摊子的地方，现在是一个卖旧明信片的摊位。摊主是个年轻姑娘，正低头整理明信片，看到她过来，笑着招呼：“随便看看，都是老明信片，有的民国时期的。”
林微言蹲下来，翻了翻那些明信片。明信片都很旧了，有的背面写着字，有的什么都没写。她随手拿起一张，翻过来——背面上写着：“北京，一九六三年秋。给吾妻：今日天晴，勿念。”字迹工整，用的是钢笔，墨迹已经褪成了淡褐色。不知道是谁写给谁的，不知道寄出去了没有，不知道那位“吾妻”有没有收到这张明信片。如今它躺在潘家园一个旧书摊上，和一个年轻的陌生人相遇了。
她把明信片放回去，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
“没找到那个摊子。”她说。
“找不到了。”沈砚舟站在她旁边，“那个摊主是个老头，七年前看着就六七十岁了。我后来来过几次，再也没见过他。”
“你后来来过？”
“来过。每年秋天都来。”沈砚舟说得很随意，像是在说“每年秋天都换季感冒一次”一样自然，“来逛一圈，有时候买几本书。那个摊子不在以后，我就在别的摊子上买。买着买着，攒了差不多一整柜。”
林微言没有问那个柜子在哪里。她知道答案——那个柜子一定和他的袖扣、她的照片、这本《花间集》放在一起，放在他五年独居生活里最重要也最隐秘的角落里。
“沈砚舟，”她转过身，面对着他，“你带我去看一下那个柜子吧。”
沈砚舟低头看着她。她的眼睛在下午四点的阳光下，是一种温润的琥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