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六章秋日朝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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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你。朕只问：江南士绅所言‘江南特殊’，卿以为如何？”
    李信沉吟片刻：“陛下，臣以为，江南确有特殊。地狭人稠是真，纺织商贸兴盛也是真。但正因如此，更需推行新政！”
    他提高声音：“江南田亩，十之七八在士绅之手。这些田地，多数种棉、桑，获利远超稻米。然按旧制，棉田、桑田税赋与稻田相同，此乃不公！新政‘摊丁入亩’，正是按实际产出征税之始。棉田税可略高于稻田，桑田税可另定，此乃因地制宜！”
    “至于漕粮，臣有一议：既然江南纺织兴盛，何不以布匹代漕粮？松江棉布，天下闻名。一匹布抵粮一石，运布轻于运粮，漕工可转为纤夫、织工，岂不两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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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言一出，满殿哗然。以布代漕，这可是颠覆祖制的大胆设想！
    徐孚远忍不住开口：“李大人此议，恐难实行。布匹价值，随行就市，今年一匹布值一石粮，明年可能只值八斗。且布匹有优劣，如何定价？若强定，必生弊端。”
    “那就定浮动价。”李信早有准备，“以三年平均价为准，每年调整。至于布匹优劣，可设验布官，分等定价。此事虽难，但比维持朽坏漕运，孰优孰劣？”
    朝堂上，两派观点激烈交锋。江南士绅坚持“江南特殊，宜缓宜宽”，新政派官员则列举数据，证明新政利国利民。
    朱由检静静听着，直到双方都陈述完毕，才缓缓开口：“诸卿所言，朕已明了。江南特殊，朕不否认。但‘特殊’非‘例外’，更不能成为抗拒变革的理由。”
    他站起身，走下丹墀，站在百官中间：“朕问诸卿三个问题：第一，大明国库空虚，边饷欠发，若不加赋，钱从何来？第二，土地兼并，流民四起，若不均田，乱从何止？第三，建州虽败，三年必复，若不强军，国何以安？”
    三个问题，如重锤击在每个人心头。
    “新政不是要与民争利，而是要救民救国！”朱由检声音渐高，“山东、河南试行八月，百姓负担减轻，国库收入增加，此乃事实。江南纵有特殊，难道就不能找出适合江南的新政之法？”
    他看向周道登：“周老先生，你说江南百姓多赖纺织为生，朕深以为然。那为何不能减田赋，增商税？为何不能让织户、机户也公平纳税？为何要让百万织工，养活少数不纳粮的士绅？”
    周道登汗如雨下，无言以对。
    朱由检又看向徐孚远：“徐先生说漕运难改，朕也理解。但漕运之弊，诸卿不知？沿途损耗三成，贪墨两成，到京之粮不足五成。若改海运，损耗不过一成；若以布代漕，损耗更少。为何宁守弊政，不图革新？”
    徐孚远低头不语。
    最后，朱由检看向钱谦益：“钱先生说宜缓不宜急，朕赞同。但缓不是停，宽不是纵。江南新政，朕可以给三年之期，可以分步推行，可以因地制宜。但方向不能变，原则不能改——那便是：有田者纳粮，有产者纳税，公平负担，共济时艰！”
    他走回御座，下达决断：“传旨：第一，江南新政，自崇祯四年始，分三年推行。今年只在苏州、松江两府试行‘清丈官田、寺田’；明年推广至常州、镇江，并试行‘摊丁入亩’；后年全面推行。”
    “第二，设‘江南新政咨议会’，由江南士绅推举代表二十人，与户部、地方官共议细则。凡有争议，可直奏朕前。”
    “第三，命户部、工部合议‘以布代漕’方案，年底前呈报。若可行，先在松江试办。”
    “第四，凡主动配合清丈、申报隐田者，田赋减半三年；凡抗拒、隐匿者，一经查出，田产充公，功名革除！”
    旨意一下，殿中寂静。江南士绅代表面面相觑——皇帝给了台阶，也划了红线。三年缓冲期，咨议会参与，这已是极大让步。但若再抗拒，便是自绝于朝廷。
    周道登长叹一声，率众跪拜：“陛下圣明！老臣等……遵旨。”
    朝会至此，暂告段落。但真正的暗流，才刚刚开始。
    散朝后，朱由检在文华殿单独召见海文渊、李信。
    “今日朝会，你们表现很好。”朱由检赐座，“但江南之事，不会这么简单。周道登等人表面顺从，私下必有动作。”
    海文渊道：“皇上明鉴。臣观江南士绅，分三派：一派如周道登，虽不满但识时务，会配合；一派如徐孚远，犹豫观望；还有一派……今日未到场，但必是最顽固者。”
    “谁？”
    “苏州申家、无锡顾家、嘉兴项家。”李信接口，“这三家，田产皆在五万亩以上，且与朝中官员联姻密切。他们今日不来，是故意给皇上难堪。”
    朱由检冷笑：“难堪？朕倒要看看，他们能硬到几时。”他取出一份密报，“锦衣卫奏报，申家暗中收购粮食，囤积居奇；顾家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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