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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叨我，说不定还在骂我跑太快，没给他留面子呢！不过话说回来，父皇今天的心情好像还不错，没跟我较真，也算难得。”
虽说崇祯偶尔会因为一些小事对他发脾气，或是固执己见，但朱慈烺心里清楚，自从他开始监国以来，父皇对他已是十分信任。以往朝中有些大臣嫉妒他权势过大，暗中弹劾他“独断专行，不尊皇权”，崇祯总是一改往日的优柔寡断，不仅当场驳回弹劾奏章，还会严厉斥责那些大臣，全力维护他；遇到难办的事，比如取缔外戚爵位、严惩勋贵等得罪人的差事，父皇虽然爱“甩锅”，让他顶在前面，但从不会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他身上，反而会在背后默默支持，给了他足够的权力去推行新政。
朱慈烺也知道，在明朝，皇帝从不会忌惮太子有能力。不像其他朝代，皇帝担心太子权势过大威胁自己的地位，处处打压。大明的历代皇帝，都盼着太子越有本事越好，希望太子能早日独当一面，将来顺利接过江山社稷的重担。或许，这是从洪武大帝朱元璋和懿文太子朱标那里就遗传下来的家风吧。
回到东宫钟粹宫后，朱慈烺立即将捐饷名单摊在书房的红木大桌上，仔细翻阅起来。他要一一核对每一位官员、勋贵的捐饷数额，看看哪些贪官敢在捐饷上耍花样，用少量银子蒙混过关，企图逃避责罚。
翻到国丈周奎的名字时，朱慈烺的目光停顿了一下。周奎此次捐了五万两银子，看似不少，但以他的家产，这点银子不过是冰山一角。不过，朱慈烺这次打算暂时放过他：一来，周奎是崇祯的岳父，贸然动他，可能会让父皇为难；二来，让周奎继续留在京城敛财，等将来时机成熟，比如平定流寇或击退建奴后，再一次性“收割”他的全部家产，也能多筹集些银子用于战后重建。
继续往下翻，名单上的数字越来越让朱慈烺生气，他的眉头越皱越紧，手指攥着纸页，几乎要将纸页捏破：
“安远侯柳祚昌，捐银三百两（祖上因‘夺门之变’立功封爵，世袭罔替）；
武清侯李国瑞，捐银两百两（外戚封爵，皇后的叔伯辈）；
成安伯郭祚永，捐银三百两；
东宁伯焦梦熊，捐银五百两；
……”
这二十多位大明的侯伯勋贵，个个都是超品爵位，府中不仅有朝廷每年拨付的丰厚俸禄，还有大片封地可以收取租税，家境殷实，富可敌国，可他们捐出的银子竟然没有一人超过一千两！更可笑的是，有些人还对外宣称自己“倾家荡产捐饷”，博取清廉的名声，实则不过是做做样子。
朱慈烺用脑海中的系统悄悄测试了他们的忠诚度，结果更是让他震怒。这些勋贵的忠诚度全部在三十以下，全是将来大明危难时，可能投靠流寇或建奴的墙头草！他们享受着大明的恩惠，却在国家危难之际吝啬至极，毫无家国情怀，这样的人，留着只会成为大明的隐患。
他强压着怒火，继续往下翻，发现五品以上官员中，捐饷极少的也不在少数：
“刘芳名，捐银五百两（左都督，太子太保，正一品武官）；
张天禄，捐银四百二十两（江南提督，掌管江南军务，从一品）；
贾汉复，捐银三百五十两（陕西巡抚，正二品，手握一省军政大权）；
常进功，捐银六百两（吏部主事，正五品，掌管官员考核）；
王弘祚，捐银三百两（户部郎中，正五品，负责粮草调度）；
王铎，捐银六百两（礼部侍郎，从二品，掌管礼仪、科举）；
张汉儒，捐银五百两（顺天府丞，正四品，负责京城治安）；
李建泰，捐银八百两（大学士，正一品，曾自请督师剿贼）；
……”
粗略统计下来，京师及地方的五品以上官员中，捐饷不足八百两的至少有两百人，其中大半在五百两以下。这些人要么身居高位，手握重权，要么掌管要害部门，本应是大明的支柱，却在捐饷一事上如此敷衍，可见其心中根本没有大明江山。
为了避免冤枉好人，朱慈烺再次用系统检测了他们的忠诚度，结果令人咋舌。这些官员的忠诚度同样极低，全是将来大明灭亡时，会毫不犹豫投降敌人的“二臣”！而且，这些人中大半是江南籍官员，与东林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平日里只会空谈义理，一旦遇到事情，要么贪生怕死，要么为了利益背叛国家。
换作旁人，或许会忌惮江南士绅集团的势力，担心严惩这些官员会引发朝堂动荡，不敢轻易动手。但朱慈烺偏不。他巴不得这些人跳出来挑事，正好借此机会彻底清理官场，将这些蛀虫全部铲除，既能筹集更多银子，又能震慑那些心怀不轨之人，让朝堂风气焕然一新。
“来人！”朱慈烺猛地一拍桌子，声音严厉，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传本宫旨意，命黄德功率领虎贲军加强京城巡防，严防有人趁机作乱；再传锦衣卫指挥使李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