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576章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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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髦说：“若说有善始又能善终，这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如果连个好的开端都没有，又怎能称之为圣贤呢？禹说办好这件事对帝王来说是很困难的，然而最终尧帝还是废去不肖之人，改授圣贤，也算得上是知人了。《经》上说：知人者为圣哲，能选拔贤能的人做官。若尧对鲧的品德没有把握，试用长达九年，使得在继位者选择上失去了章法，这又怎能称得上是圣哲呢？”庾峻回答：“臣下我读经卷认为，圣人办事也不是没有一点失误。所以就出现了尧帝信用鲧、共工、兜、三苗等四凶的失误。周公失误于重用管叔、蔡叔等叛臣，孔子失误于错误对待宰予。”
    曹髦说：“尧任用鲧治水，九年没有取得成效，反而把天下河道弄得乱糟糟，给百姓带来痛苦和灾难。至于仲尼失误，不过是宰予言行之间的事，与尧用鲧的失误有着本质的区别。说到周公和管、蔡之间的复杂关系，本来在《尚书》中都有记载，作为博士应该知道得很清楚吧！”庾峻说：“这些事都不是先贤们能说清楚的，臣下孤陋寡闻就更难以细究其是非曲直了。”
    接着，曹髦和群儒探讨起《尚书》所言“有鲧在下曰虞舜”一句话的意思。曹髦问：“在尧做首领的时代，天下洪水泛滥，又有四凶在朝为虐，当时急需选拔任用贤明的君主来解救受难百姓。舜当时在社会上已有一定的影响，世人也都知道他是个有仁德的贤者，可他却长期得不到重用，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庾峻回答：“尧帝也曾咨询四岳以征求贤者，想禅让自己的帝位。四岳告诉他如果挑选一个仁德不足的人会辱没你这个帝位的。尧又让他们举荐那些贫贱无名的贤士，于是他们举荐了舜。所以说舜被四岳举荐，主要原因还在于尧，尧这样做是为了让天下人都满意啊！”
    曹髦说：“尧已闻舜的贤名而不提拔，同时对一些忠臣也未见重用，最后还是让四岳向他举荐贫贱无名的贤者时才推举了舜，这岂不是说尧并非急于选用贤士治理天下以解救受难百姓么？”庾峻摇摇头：“这就不是愚臣所能回答的问题了。”
    继而曹髦又令学者们讲《礼记》。他问：“《礼记》上说‘太上立德，其次务施报’。同样是治理天下，为什么政策和手段不一样呢？应该采取何种方法和政策才能做到建立德政、施而不报呢？”博士马照回答说：“所谓太上立德，是说远古三皇五帝以自己的德行感化民众，治理天下；所谓其次报施，是指后来的尧、舜、禹时代以礼法治理天下。”曹髦又问：“上述两个不同时代帝王们对民众施以教化的深浅各有不同，这是因为帝王们本身的品行造成的呢，还是时代使然？”马照肯定地回答：“当然是各自所处的时代造成的。诚如人类发展有原始时期和文明时期，故而帝王们教化也自然有所不同了。”
    这一年的五月，邺城和上洛等地都上奏称有甘露，于是六月初一，改年号为甘露。八月二十六日，加封大将军司马昭为大都督，给他上朝奏事只报官职不报姓名的殊荣，并授予他统领全国各路兵马和京师内外诸军的黄钺。二十九日，任命太尉司马孚为太傅。九月，任命司徒高柔为太尉。十月，封司空郑冲为司徒、尚书左仆射卢毓为司空。
    甘露二年（257年）五月一日，曹髦来到国学馆，命群臣赋诗。侍中和荄、尚书陈骞等人作诗时拖延时间，掌管文化教育的朝官奏免他们的官职。曹髦说：“我是不太聪明的人，却比较爱好风雅，今天让群臣即席吟咏，不过是想从中了解朝政的得失。但你们不能理解我的意图，说得不着边际。这次就原谅了和荄等人，从今以后群臣都应认真钻研古书的含义，弄明经典的意旨，这样我才会高兴。”[45]五月五日，诸葛诞在淮南发起勤王，讨伐司马昭，司马昭挟持曹髦和郭太后征讨淮南，于次年镇压，斩杀诸葛诞。
    甘露三年（258年）九月四日，曹髦下诏说：“尊崇有德行的老人，推行教化，这是古代尧、舜、禹三代树立风范垂之不朽的仁政。朝廷理应推举德高望重的三老、五更给予极高的荣誉，不断请他们对国家大事和朝政得失予以指导，把他们的德行言语记录下来，然后全国都仿效他们，便可以收到教化之功。现在我们就该找出这样仁德兼备的长者，来作为三老、五更的人选。关内侯王祥，历来以仁、义的标准修身处事，温文尔雅；关内侯郑小同，温良恭俭，依礼而行，都是当今著名的贤者。朝廷决定推举王祥为三老，郑小同为五更。”诏令发布后，曹髦亲率有关朝臣，按照古代的习惯举行聘任礼仪。
    曹髦见自己权力威势日渐削弱，感到不胜忿恨，于甘露五年（260年）五月初六夜里，命冗从仆射李昭、黄门从官焦伯等在陵云台部署甲士，[48]并召见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对他们说：“司马昭的野心，连路上的行人都知道。我不能坐等被废黜的耻辱，今日我将亲自与你们一起出去讨伐他。”王经说：“古时鲁昭公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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