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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公府大厅内，一众勋贵们你一言我一语，正为南洋商行的份额一事争执不休。
在场的每个人都很清楚，海贸的利润到底有多大。
那南安侯郑家仅仅只是把控了海贸二十余年，便能积累下富可敌国的财富；战船三千、水师数万，港口商铺遍布福建、广东沿海。
据说郑家每年仅从日本、吕宋、交趾等地运回的货物，折银便有数百万两之巨，再加上发放令旗、码头抽税、商船护卫等进项，一年下来的收入足有数千万两之多。
面对如此巨大的利润，谁又能不心动？
不过对于这帮勋贵们而言，争抢份额也并非是贪图财富那么简单。
在场的大汉朝勋贵，无论是卫国公、定国公、成国公，还是怀远侯、忠勇侯等，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标签——从龙之臣。
他们跟著江瀚从乱世中一路杀出来，转战十余年，一步步成为了开国功臣，这既是最高的荣誉，也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唯一凭仗。
可问题在于，如今乱世已然落幕，往日里众人赖以立足的沙场战功，渐渐失去了用武之地。
过去他们能靠战功说话、靠兵权立足；但现在新朝初立，百业待兴，朝廷更需要的是休养生息、恢复农桑。
这般国策固然必要，但却也在无形中，一点点稀释著武勋阶层的话语权。
无仗可打，便无新功可立，一众勋贵们也终将彻底褪去光环，只能依靠世袭爵位与朝廷俸禄度日。
古往今来，勋贵世家大多难逃三代而衰、五代而竭的宿命；
一旦彻底失去兵权、军功加持，再无稳固的经济基础支撑家族，那勋贵们在朝堂上话语权便会飞速缩水，世代积累的将门声势也终将烟消云散。
这并非杞人忧天，而是肉眼可见、正在发生的一种趋势。
在这等境况下，天子特许的南洋海贸商行，便成了一众勋贵眼前唯一合理合法的新财路。
以往的权贵世家，核心收入大多依托田租农产，收成受制于天时年成、以及土地规模，收益虽然稳定，但却上限极低；
纵然坐拥万亩良田，每逢旱涝灾年也依旧会减产亏收，利润终究有限。
可海贸却截然不同。
作为新兴的暴利行业，中原盛产的丝绸、瓷器、茶叶、棉布运至南洋、西洋番邦，可溢价数十倍售卖；
外域盛产的香料、宝石、硬木、金银矿产等运回中原，也同样是供不应求、价增数倍。
一趟远洋船队所利润，足以抵上数万亩良田一整年的地租，是所有传统产业都无法比拟的财源。
更何况，如今的一众开国公侯们，早已不是起兵之初孑然一身的小卒子了；
家族历经十余年繁衍开枝散叶，各家族人、妻妾、子孙、亲眷人数激增，再加上幕僚仆役、护院家丁、轿夫厨子等，整个家族开销也变极为庞大。
以赵胜这座六进院落的秦国公府为例，光是日常洒扫、门房护院、轿夫马夫等，便有足足上百号人；
再加上各房各院的管事、丫鬟、婆子，少说也有两三百张嘴等著吃饭。
仅仅依靠朝廷的俸禄和赏赐，也只能勉强撑起国公府的表面风光；想要维系家族绵延繁盛、供养子弟读书习武，恐怕就有些力有未逮了。
虽然众人的爵位大多是世袭罔替，但可别忘了，陛下此前可是特意强调过，各家庸碌之辈不承袭爵位、享有世禄。
俗话说穷文富武，想要培养出合格的世家子弟，维系根基门第，顺利承袭爵位，开销同样小不了。
如今陛下开恩，亲口许诺了勋贵们合资，共同参与到海贸中来；
机会难，因此各位国公侯伯们才不惜搬出了自己曾经的功勋和伤疤，势必要在这场盛宴中分一杯羹。
而以庄博阳为首的文官们，在这场海贸利益之争中的心态，也同样十分复杂。
在正统文官们眼中，田赋、盐铁、市舶关税、远洋商贸等财源收益，是支撑整个王朝运转的公产，本就该归属国库。
南洋商行所需要的朝廷水师护航、官方港口背书，根基全在皇权国法，断然没有让勋贵们占据大半的道理。
朝廷的各项开支，无论是数十万边军的军饷、还是赈灾救济、治理河道、百官俸禄等，每年都要花费大笔银子；
虽然目前国库还算丰盈，但入不敷出的压力依然存在。
除此之外，还有文官对武勋集团坐大的本能警惕。
在座的一众勋贵们都是从龙功臣，本就手握京营精锐以及九边劲旅，权柄极重；
倘若再让他们掌控了巨额海贸利润，兵权叠加财权，这帮勋贵们就会形成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
即便再难出现藩镇割据的旧事，但往后朝堂议事，文官们的话语权也会被持续挤压，甚至还可能出现勋贵抱团裹挟朝政的局面。
今天一众勋臣们搬出以往的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