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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助寄去过一封附着短刀的信称，“这把刀是用来护身，还是用来切腹自裁，请自行决断”，言下之意：与其被我们刺杀，不如你自裁算了。
因为这封威胁信，儿玉誉士夫被判入狱5个月。
出狱不久，儿玉誉士夫又纠集右翼组织“天行会·独立青年会”的一帮同伙，计划先用炸药炸掉东京的发电站，再趁黑暗杀掉当时的政府政要，实现政变的目的。
结果在准备手榴弹时发生意外爆炸，儿玉誉士夫潜逃后遭人举报，于藏身之所被警察包围，他用手枪自杀未遂身负重伤，被判处4年6个月有期徒刑。
彼时的东洋，疯狂而偏执，只要打着“忠于天皇”的旗号，披上“爱国主义”的外衣，杀人、侵略等一切非法行为皆会获得狂热的拥趸。
遭儿玉誉士夫威胁的井上准之助，最终还是于1932年3月被右翼团体血盟团暗杀，同年5月，犬养毅在自己家被山岸宏、三上卓等十一名海军年轻士官枪杀。
东洋国民不仅不谴责暴力，还通过上血书、寄手指等方式为“十一壮士”请愿，要求从轻发落“爱国”青年。
在此背景下，儿玉誉士夫的恐怖行径，也没有遭到谴责，反而被视为“忠君爱国”的表现，一举奠定了他在行动派右翼中的地位。
1936年儿玉誉士夫从监狱放出来，旋即加入右翼政治团体国粹大众党。
1937年，他获得外务省情报部部长河相达夫的赏识，逐渐开始介入对中国的情报特务工作。淞沪会战后日军侵占上海，儿玉誉士夫受海军委托在上海建立特务情报组织。
儿玉誉士夫建立了一个“特别”的情报组织儿玉机关，或可称之为儿玉商店。
儿玉誉士夫对情报不感兴趣，主要精力用在敛财上，他不仅插足盐铁交易，强占矿产资源、工厂、农场、养鱼场等，且经营秘密武器作坊，客户爱谁谁，给钱就卖，同时也卖白粉，与青帮黄金荣派、杜月笙派都有过合作。
儿玉誉士夫到上海就是捞钱的，吃相不怎么好看，就连宪兵司令部都看不过眼，将他抓了起来，准备判他个五六七八年。
儿玉誉士夫这人不算聪明，比较崇尚暴力，却也懂捞钱头顶得有伞的朴素真理，右翼元老、神风敢死队之父大西泷治郎就是他的那把伞，他被关了没几天，大西泷治郎便出面保释。
其实，儿玉誉士夫所谓的吃相难看，很重要的一点是利益输送的方向只有海军系统，陆军只能闻闻味，一点好处捞不着，陆军不搞他就怪了。
这之后，儿玉誉士夫加强了同陆军之间的感情联络，一度成为陆军参谋部的临时雇员，1939年汪精卫在河内期间，他参与了保护工作，亲历河内刺汪案。
后经石原莞尔介绍，短暂在关东军司令部工作，因东条英机不喜石原莞尔领导的东亚同盟组织，儿玉誉士夫被解职返回东洋。
儿玉誉士夫并未沉沦多少时日，经笹川良一介绍，到海军省的对外机构“海军航空本部”工作，本部长山本五十六任命他为海军嘱托，负责为海军航空本部采购飞机所需的物资。
世人皆知东洋海军与陆军不和，就是后勤采购也是对着干，互相都乐意给对方使绊子，儿玉誉士夫在东京的采购工作并不顺利，便向上头建议到他的福地上海进行采购，获批，他回到阔别两年的上海，重建儿玉商店，之前断掉的生意重新续上，且多了海军采购的大生意。
东洋海军后勤采购物资主要有三种形式，在东洋本土支付日元，对非占领地采取硬通货或易货的形式，在占领地则使用伪币，如汪伪控制区使用中储券——由横滨正金银行、台银操控发行的货币，汪伪强行按1比2的比率兑换老百姓手里的法币。
战争形式多种多样，不只是正面战争一种，破坏对方经济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打击形式，于是，互印假币苦一苦对方治下的良民，不管非法的黑市汇率跌成什么样，老子是政府，采购只看合法的官方汇率。
中储券说起来是小鬼子在沦陷区展开掠夺的工具，但别说，一开始它还挺坚挺，若不是这样那样的原因，它能“值钱”蛮久，只是儿玉誉士夫负责采购时，它已经不那么坚挺，特别是同日元比较。
中储券、日元，两样货币摆在那儿，稍有金融常识的人就该认识到其中蕴藏着利润膨胀大法——以中储券采购的物资，在采购单上改为日元采购，砰，利润莫名其妙地变多了。
靠着改货币大法，儿玉誉士夫赚得盆满钵溢，也惠及了一大批海军将领，他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海军利益团体的白手套，尽管宪兵在他敛财期间多次抓捕他，但很快会被海军力量保出来，并在海军力量的推动下参加了1942年的第21届众议院选举。
战争结束前，儿玉誉士夫从上海带走了大量儿玉商店的、包括个人和代理海军力量的资产。
东洋宣布投降的次日，儿玉誉士夫被